《清史稿》的《洪承畴传》记载：

    (顺治九年)九月，达赖喇嘛来朝，上将幸代噶，待喇嘛至入觐。承畴及大学士陈之遴疏谏，上为罢行，并遣内大臣索尼传谕曰：“卿等以贤能赞密勿，有所见闻，当以时入告。朕生长深宫，无自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短短不足一百字，记述顺治帝接受洪承畴等人的疏谏，没有亲往长城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事。西藏自13世纪中叶正式归入元朝版图，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至明朝，成祖帝为了有效管理西藏，给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分别封为“法王”、“灌顶国师”、“教王”等名号。各代教王由中央封授，其政权实行政教合一，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是在明代新创的教派，僧人头戴黄帽，以示与传统旧派“红帽派”不同，故又称“黄教”。万历十五年(1587)，被尊为“三世达赖喇嘛”的格鲁派哲蚌寺主持索南嘉措活佛特例恩准入京，并赐予“朵儿只唱”封号。

    1622年，六岁的阿旺·罗桑嘉措被认定为五世达赖，迎入哲蚌寺供养。清朝入关前，崇德七年(1642)，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遣使至盛京(沈阳)，上书皇太极，受到皇太极接见，并留其住在盛京达七个多月。次年，皇太极派使臣随西藏使者入藏，慰问达赖、班禅和各教派领袖人物。皇太极给五世达赖的信，称达赖为“金刚大士达赖喇嘛”，并希望西藏归清。这是当时尚在关外的清王朝与西藏通好之始。1644年清廷迁都，顺治帝在北京即位，摄政王多尔衮遣使入藏，分别向达赖、班禅等问安致意，赏赐礼物。此后，五世达赖多次遣使进京，请求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八年(1651)正月，顺治亲政，达赖、班禅二位黄教最高领袖人物，各遣使上表贺年问安。顺治帝接见使臣，批准五世达赖“龙年”进京。顺治九年(1652)八月，五世达赖带领随从3000人到达蒙古，向顺治帝提出在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或代噶(今内蒙古凉城)觐见的要求。顺治帝答复说，内地正在用兵，皇帝不宜轻出，只能在边内(长城以内)近地相会。五世达赖再次上疏，说边内多疾疫，在边外相会较好。顺治帝欲以迎接五世达这一行动，促进喀尔喀蒙古前来归顺，也就准备迁就五世达赖的请求，出边外与他会见。这时，顺治帝亲政才一年多。虽然已经有此打算，但年轻的皇帝还是慎重地向众大臣征求意见。满族大臣都表示支持，认为应该亲往边外迎接。理由是，达赖是我们请来的，“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显而易见，支持皇帝亲往迎接达赖。政治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感召喀尔喀蒙古来归顺。况且，达赖有随从三千人，如果在边外会见，达赖想到内地看看，可以少带随从，有利于减少朝廷的接待费用。而以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为代表的汉族大臣，对此持相反的意见。洪承畴对顺治帝说：“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赖嘛”。他从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立场出发，指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中央政权，皇权高于一切，宗教必须接受皇权控制，皇帝亲自出边去会见一位被称为活佛的喇嘛显然不当，认为派一员大臣代表皇帝前去迎入京师为宜。至于达赖喇嘛带来的庞大随从队伍，洪承畴认为：“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应令其住边外，赏赐他们金银财物，这同样可以体现尊重宗教，敬重达赖。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顺治帝从争取蒙古归顺的愿望出发，没有采纳洪承畴等汉大臣的意见，执意御驾出边迎接活佛，于九月十一日正式通知五世达赖，将在边外的代噶地方会见他。

    但是，洪承畴始终认为皇上亲往边外迎接一位活佛是不当的，他联合另一位汉大臣陈之遴再次动本力谏。

    然则，光凭勇气要劝说皇帝改变决定是不够的，甚至是有风险的。正巧，钦天监的奏疏中有“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之句。洪承畴即利用这一天象变化的现象，上奏顺治帝说：太白敢于争明，流星敢于突入，这是上天垂象，应该警惕。“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语重心长地劝皇帝以国家全局为重，切勿轻易远行。又说：“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这份奏章，在今天看来，纯属是以迷信为借口的理由，甚至有点危言耸听。其实，洪承畴并不见得迷信神佛、天象之类，但在当时也只能以天象变化说动皇帝。果然，在洪承畴和陈之遴的奏本呈上的当天，顺治帝立即下定决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传旨：“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这一天，顺治帝还派大臣索尼传谕旨，大大地表彰洪承畴和陈之遴。谕旨说：

    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八）

    洪承畴力谏顺治帝不当亲往边外迎接活佛的事，《清史稿》的《洪承畴传》、清人法式善编纂的《洪文襄公年谱》和《清实录》的《世祖章皇帝实录》均有记载。其中尤以《世祖章皇帝实录》的记述最为详尽。上述引文均出自《清实录》。

    顺治帝采纳洪承畴等建议，对迎接达赖的仪程进行一系列详尽安排部署。十月上旬，顺治帝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出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十二月，五世达赖乘坐顺治帝特赐的金顶大轿到达北京，顺治帝出城，在南苑以特别隆重的狩猎仪式会见达赖，并举行盛大宴会。随后，五世达赖住进顺治帝特地为他在京师北郊修建的西黄寺，并令户部拨布施白银九万两。五世达赖在京期间，顺治帝多次接见并宴请、赏赐。次年(1653)二月，五世达赖请辞返藏，顺治帝在太和殿赐宴，又赏赐达赖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还有其他珍贵物品。之后，亲自送至南苑。又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伴送至代噶。接着，顺治帝又派礼部尚书觉罗朗球到代噶，召集蒙古外藩王公、贝勒等与达赖相会。在那个隆重的场合，觉罗朗球宣读顺治帝圣旨，宣布赐予五世达赖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号，册、印用黄金制成，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这就正式用法律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在满蒙佛教各派中的领袖地位，为后来历任皇帝完善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础。顺治帝当年授给五世达赖的金印，至今仍收藏于西藏博物馆内，并向公众展出。

    至此，曾经因迎送达赖的方式在朝内引起大讨论的这一重大事项，终于以采纳洪承畴等人的意见而圆满结束。得体的仪规，隆重的规格，达到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接见西藏活佛的仪规，并无章法可循。正是由于洪承畴力谏不懈，为清廷正确处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关系奠定基础，彰显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原则，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重提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见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流亡的十四世达赖集团否认历史，疯狂鼓噪“西藏独立”，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