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的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例如大汉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

    诚然，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集团，华夏文明的代表，但却不能说华夏族仅仅是由炎、黄两个氏族所构成。正如当代历史学宗师杨向奎先生所说，华夏族“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炎、黄、夏、周外，东夷集团，尤其是虞与殷、商，在构成华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虞、夏、商、周四代构成了华夏族，孕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虞、夏、殷周中，虞殷代表了东夷集团，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团。夷夏两系也不是各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两相交往，互相渗透，并逐渐融合为一体。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家体系，主要表现在公羊学派的理论上。

    公羊学派产生的时代应为战国晚年的乱世，它实际上是继承孟、荀两家学说而有所发展的。公羊学派发展了荀子的“一天下”的说法，而倡“大一统”。其具体学说也正如杨向老所说：

    在《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  “华夏”可退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处称许“夷狄”，贬“中国”者亦有多处。他还进一步指出：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  “尊尊”是伦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  “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

    按照公羊学派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

    我们今天评价洪承畴，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其顺应历史潮流和为一统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而不应该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更没有必要跟在乾隆帝的后面，大骂其“大节有亏”，是“贰臣”，将其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